沪指放量涨0.64%站上5日线 中字头个股走强

（注：条件5 表示，社会选择建立在集体决策的基础上， 而不是取决于某一个人的偏好。

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法官作为法律的实施者，只有保持自身独立和中立才能够不屈服于外界的干扰和压力，做到如马克思所讲的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16]从而有能力、有勇气、有信心执法如山，正确地适用法律，实现司法公正，进而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2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 的解释》第 178 条规定：合议庭审理、评议后，应当及时作出判决、裁定。

（三）司法独立是法官职业化的题中之义法律作为一种国家制定、认可的行为规范，是由一系列专门的规则体系组成的，知识性、专业性很强。院长、庭长审批案件和庭务会议讨论决定案件的制度违背了司法的亲历性，是对合议庭独立审判的严重阻碍，而且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而，必须加以废除在商品经济形成之前社会生活比较简单、纠纷性质比较单一，对法律职业人员的专业性要求不高。《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 97 条第 2 款规定： 专职法官和按照计划最终任用的法官在任职期届满前，只能在依据法律规定的理由和方式作出司法裁判后，方可违背其本人意愿予以免职，或予以长期或暂时停职、调职或令其退职。[7]同注 4 引书，第 61 页。

最高人民法院曾多次发出通知，禁止这些不正常现象，例如，2007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审判工作监督机制促进公正司法情况的报告》中指出：最高人民法院严格禁止下级法院就个案的事实认定和如何处理进行请示，确保诉讼当事人有效行使上诉权利，确保下级法院的审级独立和二审的审级监督功能。对此，汉密尔顿曾指出：除使司法人员任职固定以外，别无他法以增强其坚定性与独立性。David M．OBrien，Storm Center——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 ，Inc．，5th edition，2000，p．41，pp．45，50．[48]在 1957 年 2 月 5 日的日记中，艾森豪威尔记录了他和自己的亲信、司法部长赫伯特·布劳内尔晚间谈话的内容，我告诉他，如果他有志于法院，我们可以立即任命他到有空缺的纽约受理上诉的法院去，然后，当最高法院有空缺时，我就可以任命他去。

非法院系统内的人员在近十年越来越难以进入法院担任院长，另一个最主要的根由在于中国法律知识密度的急剧增厚。在武装夺权年代确立的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地方治理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新的政治考量意义。[33]但是，过渡期结束，《宪法》和两院组织法颁布后，1954 年 11 月 16 日，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成立最高法院党组。中共中央规定：新提拔担任审判、检察等十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一般不得在其原籍、出生地、生长地所在的县（市）任职。

【注释】[1]《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1950 年 11 月 3 日），载《人民日报》，1950 年 11 月 5 日，第2 版。所以，多面向的任前资格磋商认定，是一种预防。

然而，199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官法》的颁布和 2001 年《法官法》的修改，在实质意义上强化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院长产生时的协助管理权，权力得以强化的支点在于对法官任职资格的规定：1995 年《法官法》第 9 条规定担任法官必须具备的条件中第（六）项规定：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工作满二年的，或者获得法律专业学士学位，工作满一年的。[25]《加强审判检察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部分省区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交流任职工作纪实》，载《法制日报》，2008 年 3 月 1 日，第 3 版。地方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和副院长的任免、调动，应征求上级人民法院党组意见。[10]《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1999 年 4 月 15 日）。

刘忠，上海同济大学法学院讲师。[1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建设一支高素质法官队伍的若干意见〉的通知》，1999 年 7 月 29 日，法发[1999]22 号。党校的学历教育中，人数最多的两个专业一个是行政管理，另一个就是法律。从事公安、国家安全、司法行政工作。

从 2007 年 8 月以来，中央组织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进行了多次沟通协商，并征求有关省区市党委意见后，提出了这次省级法检两长交流的原则意见。然而司法与政治的二分，这一前提本身就是一个人为构建，如布洛赫所称，社会划分归根到底知识由于观念而存在，人们用观念构造了社会划分。

[42]目前，在组织人事上，实行下管一级的体制，实际上是以嵌套的方式，保证了每下一个层级的主要负责干部都由上级党委任免。（2）上一审级联邦法院无权参与下一个、下两个审级的联邦法官的任命。

[14]决策者盖出于统一调配干部的考虑，在该规定中的任职资格条件都较柔软。法院实现垂直领导，哪怕只是在组织人事、后勤财务管理等非审判的行政事项之一的统管，必然都会使得下级法院在审判事务上的全面倒向服从上级法院，学界所诟病的上定下审、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只不过换了一个新的支配者，审级制度构建所意图实现的不同层级的法院功能分化，事实审、法律审、法律统一适用的区隔，上下级之间的制衡，均会悉被内部的组织一体化所瓦解。[7]循此政策，1988 年 8 月 9 日最高法院以中共最高法院党组名义给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和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乔石写了一份报告，[8]根据 1987 年十三大提出的关于干部要实行分类管理，管人与管事既紧密结合又合理制约的原则，以及审判机关的工作人员要建立类似国家公务员的制度进行管理的要求，最高法院起草《法官法》，准备改变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法院干部管理体制，建立一套以法院管理为主的党内干部管理制度。此前中央直管地、厅一级干部，虽然防止了省一级任用私人，地方势力坐大，但可能导致省一级与地厅一级干部在工作信任度、工作方式上可能扦格不入。许多党政领导干部在党校、函授和各种业大、夜大、自考教育中获得了本科文凭，90 年代后期以后，大量领导干部均为普通高等院校的科班出身，甚至大量是在各种硕士课程班上接受教育，然后拿到硕士、博士学位的。从 1927 年第三次修正中共《党章》开始，党内设党团。

因此，中央从组织人事上加强对下一级行政层级的控制力，就是一个最后可依赖的手段。各级党团均隶属各级党的委员会。

1980 年全国法院办理的民事、经济案件总和只有 64 万多件，一审刑事案件仅 20 多万件。张兰珍：《命运无声：一个法官成长的心路历程》，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1 页。

[5]《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1979 年 9 月 9 日）。地方政府同时掌握了法院的收入、物质供应和法院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其他福利。

[17]措辞的细微之处看到的差别就是院长可以从法院之外的人中调用，只要符合《法官法》和中央组织人事政策的文件规定，而对于副院长则都是要从法院内部产生。2006 年中发 11 号文件沿用了此前已开始的差额推荐制度，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可实行差额推荐考察。（3）联邦法官任命流程中最重要的提名 － 启动程序完全行政主导，总统的行政权力是法官独立司法权行使的起点。法院内部又实行行政式的管理，院长一职在政权内的地位比法院文革后期恢复之初的十年益显突出。

这种安排意在使法官在产生之后能具有不受制于派别、利益集团、社群之外，以超越于政治意识形态、宗教等冲突的观念之外的真正的洞见、智识来行使职务。当时，德州中院一些法官认为她没有法官资格。

在各级党委之间，严格执行四个服从，从而形成只有党委才能建立一种自上而下的领导关系的政治结构。承认以及不承认司法包裹于政治或溶于政治内，差异的可能只是对两个语词定义的不同，而标注司法、政治的内涵是一个经验的、具体的而非语词内的玄思可以独断式地勘定的。

虽然地方党委组织部门在此后曾规定凡是进法院班子的也就是成为党组成员的，包括院长、副院长、纪检组长、政治部主任的不需要进行考试，但该规定被认为缺乏正当根据，在普通法官群体中也较难获得威信。1938 年 10 月 12 － 14 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

这种提升领导人待遇的做法，是对相关机构职能更加重视。七大《党章》第 60 条将党团改为党组干事会及书记，由所属党委指定之。[23]除去成文法和司法解释，各种实体法、程序法的非正式渊源、习惯做法和各种地方性司法知识，使得法院院长进入的知识壁垒越来越高，非长期在法院工作，即使曾经法律科班出身，对厚实的司法知识亦感觉困难。如前述，1979 年中共中央恢复上级公、检、法机关协管权，地方党委对公、检、法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的调配，应征得上级公、检、法机关的同意。

但在政权常规化之后，尤其是近年，意识形态的统合作用趋弱。[43]《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81 年 12 月 7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40]公检法三长职级均由中共中央文件明确规定提升。从暴力垄断行使看，[45]将和平时期最重要的暴力行使机关——公安、检察院、法院的最重要人员的人事任命由上级控制，避免了宪政时刻[46]可能的政治风险。

具体到一个中级法院院长，就是省委满意，市委放心，高院赞成，市人大支持，中院群众拥护。[美]莱因哈特·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09 页。